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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會議紀要對普惠金融業務的兩點影響

發布作者:湖南省小額貸款公司協會 發布日期:2019-09-11


作者簡介:

顧雷,法學博士,金融學博士后,高級經濟師,現任天津金融資產交易所首席經濟學家,國際破產協會中國破產重整聯盟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研究員、碩士生導師。近年來主要研究互聯網金融、破產重組、普惠金融監管以及證券市場違規犯罪問題。

杜啟新,法學博士,現任職于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近年來主要研究互聯網金融違規犯罪、檢察業務培訓、新型經濟犯罪的預防和懲治等問題,代表性論著有《國際刑法中的危害人類罪》、《國際刑法中侵略及侵略罪概念的歷史演變》等。




編者按

近期,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公開征求意見的通知》(以下簡稱《會議紀要》)。《會議紀要》對金融市場若干問題進行了最新匯總和詮釋,不乏有最高人民法院確立的新規則、新思路,將對我國金融市場的未來走勢產生深遠的影響。結合這一熱點新聞,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顧雷博士、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杜啟新博士就《會議紀要》涉及他人提供擔保的效力認定、金融借款合同與民間借貸的區別適用兩方面進行解讀,分析其對助貸業務、小貸業務產生的影響,歡迎業內同行人士積極參與討論。




2019年08月0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國法院網”全文刊發《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公開征求意見的通知》(以下簡稱《會議紀要》),對當前民商事審判工作中熱點問題及疑難問題進行了解答。雖然尚處于征求意見階段,但《會議紀要》確立的司法裁判新理念將對民商事審判工作產生重大影響。更為重要的是,其中涉及普惠金融領域諸多問題,不僅影響著對普惠金融糾紛案件審理的走勢和糾紛處置規則,更成為普惠金融市場主體自查自糾、風險防范的直接指引。


未經公司內部決議程序而對外擔保的效力問題


在司法實踐中,對于公司未經股東會或者董事會同意對外提供擔保的合同效力問題,理論界與實務界歷來存在較大爭議。一種意見認為,嚴格按照《公司法》第十六條關于公司機關決議程序的規定,公司為公司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的,必須經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因為擔保行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單獨決定的事項。如果未經決議授權的擔保行為,可以認定屬于無權代表或者無權代理行為。也就是說,公司機關決議是判斷擔保行為是否經公司同意的直接證據。如果行為人超越權限以公司名義為他人提供擔保,相對人僅以擔保合同上加蓋了公司印章或者有公司法定代表人、代理人的簽字或者蓋章為由,主張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簽訂該擔保合同的代表或者代理權限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另外一種意見主張,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對外提供擔保,不一定必須以公司股東大會、股東會、董事會等公司機關決議作為授權的唯一來源。只要是相對人能夠證明其已經對公司章程、決議等與擔保相關的文件進行了審查,文件所記載的內容符合《公司法》第五十條、第一百零四條、第一百二十一條等法律規定的,就可以認定構成“表見代理”,進而判斷擔保行為有效,法院也應該予以支持。因為《合同法》第五十條認定法人或者負責人超越權限訂立的合同,除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超越權限的以外,該代表行為有效,公司應當承擔擔保責任。


上述兩種觀點長期存在爭議,有效或無效案例兼而有之,導致了司法審判中經常出現兩地同案不同理,一事兩判的現象,不僅有違司法審判的公正合理,也不利于案件的合理解決。


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擔保形式和擔保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變化,因此,對于擔保對外效力問題出現了不同的聲音。2017年12月02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民二庭法官會議紀要》和2018年08月09日公布的《公司擔保司法解釋討論稿》都開始傾向認為債權人未盡審查義務的,公司未經內部決議簽訂的擔保合同對公司不發生效力。但如果債權人盡了審查義務的,公司未經內部決議簽訂的擔保合同對公司可以認定為具有法律效力。


此次《會議紀要》對未經公司股東會、董事會同意而對外提供擔保的合同效力問題進行了深入探究,《會議紀要》認為,擔保人為公司時,應注重審查是否存在未經公司內部決議程序而對外擔保的情形。如果公司對外擔保應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規定履行相關審議程序,未按規定履行審議程序的,當屬無權代理行為,未經依法追認的應為無效。但是,如果債權人能夠證明其已盡到必要的注意義務,則構成表見代表,擔保合同對客戶發生效力,擔保合同有效。如果債權人未盡到必要注意義務,則不構成表見代表,擔保合同不對客戶發生效力,債權人有權請求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承擔無權代表、越權代表的法律責任。如果經過公司依法追認的,擔保行為依然可以視為有效,法院必須予以支持。


在普惠金融業務中,公司向助貸機構、小貸公司的借貸客戶提供擔保的,完全可以適用《會議紀要》相關規定。首先審查公司對外擔保應按其公司章程規定履行相關擔保審議程序,查驗該客戶的公司章程是否加蓋公章,并根據公司章程規定的對外擔保程序要求其提供相關決議文件作為簽訂擔保合同的前提條件,避免對外擔保合同被否定效力的風險。如果公司未按規定履行審議程序的,屬無權代理行為,法院可以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債權人能夠證明其已盡到必要的注意義務,則構成表見代表,擔保合同對助貸機構、小貸公司的借貸客戶發生效力,擔保合同有效。如果債權人未盡到必要注意義務,則不構成表見代表,擔保合同不對助貸機構、小貸公司的借貸客戶發生效力,債權人有權請求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承擔無權代表、越權代表的法律責任。


當然,如果公司事后進行追認的,則依然具有擔保合同的法律效力,保證助貸機構、小貸公司的借貸客戶的擔保合同繼續有效,也不能隨便廢止擔保合同。這一點在助貸業務中尤為重要,因為在普惠金融市場中,大量的助貸業務擔保都是在事后追認的,有關擔保合同也都是后來補簽的。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會議紀要》的這一條規定等于是認可了普惠金融市場中普遍存在的現象,對于維護擔保合同的繼續有效起到了積極作用。


金融信貸與民間借貸的最高利率限制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會議紀要》對金融借款合同與民間借貸的適用問題也進行了最新詮釋:凡由金融監管部門或者有關政府部門批準設立的持有金融牌照的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從事的借貸行為,均為金融借貸,不適用民間借貸的相關規則及利率標準。


這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突破了2016年《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中利率標準必須受民間借貸24%上限的規定。而這個《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一直是指導著小貸行業借貸利率的最重要的一個司法解釋,也是對助貸行業中商業銀行和助貸機構放款利率的最高限制。如此新規,對于普惠金融助貸業務、小貸業務未來放款利率將產生三方面影響:


第一方面:在充分總結司法實踐的基礎上,最高人民法院通過《會議紀要》形式區分了金融借款和普通借貸行為,明確金融借款合同可以不適用民間借貸相關規則,強調了民事交易與商事交易不同價值取向的理念,表示出充分尊重金融借款交易主體的真實意思表示。從某種意義上說,《會議紀要》可以視為對助貸業務、小貸業務利率上限松動的信號。


第二方面:作為最高人民法院會議紀要,對于統一裁判思路、標準和尺度,有效化解各類矛盾糾紛,具有指導意義,但《會議紀要》不是司法解釋,沒有真正的法律效力,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并不會馬上執行。


因為會議紀要一般是沒有法律效力的。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公文中只有司法解釋才具有法律效力。雖然較早的時候確實有會議紀要作為司法解釋來適用的情況,如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全國法院減刑、假釋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便是作為司法解釋使用的。但1997年后,最高院出臺了《關于司法解釋工作的若干規定》,對司法解釋進行了規范,明確了會議紀要不得再作為司法解釋了。


如果真正突破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有關24%最高利率限制的規定,還要等待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或者實施細則出臺。目前來看,最高人民法院《會議紀要》只是為將來突破司法解釋24%的規定作了鋪墊。也就是說,目前開展助貸業務,收取的利息、違約金、滯納金還是不能超過24%的上線,依然按照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有關24%最高利率限制的執行。


第三方面:為了防止金融機構利用優勢地位變相收取高額費用的行為,對助貸機構、小貸公司以服務費、咨詢費、顧問費等為名變相收取利息,明顯與提供的服務不相匹配的或者不合理的,各地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提供服務的實際情況確定出借人應否支付或者酌減相關費用。也就是說,助貸機構、小貸公司收取的利息、違約金、滯納金等金額超過24%的,收取費用與提供服務并不匹配,各級法院依然有酌情調減或者不予支持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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